【科普專欄】政策成敗有時在於「怎麼說」：雙北租金補貼的助推行為科學實驗

【科普專欄】政策成敗有時在於「怎麼說」：雙北租金補貼的助推行為科學實驗

2026.0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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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市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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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市科普

在雙北租屋，「300億元中央擴大租金補貼」聽起來像是天上掉下來的禮物——只要符合資格，政府每個月就直接把錢匯進你的戶頭。這項政策自2022年7月上路以來，受益戶數從最初約28萬戶，一路成長到2024年年中超過60萬戶、累計受理案件超過80萬件，行政院更在2025年宣布延辦到2026年。照理說，這麼大手筆的政策，符合資格的人應該都會申請才對。

但現實是，即使政府年年加碼，仍有符合資格的租屋族選擇不申請，甚至根本不知道自己有資格。這背後，不只是「補貼金額夠不夠」的問題，更牽涉到人的心理：他們是否相信這個制度、清不清楚自己的權利、甚至擔不擔心申請後被房東刁難。

一份研究由國立政治大學財務管理學系教授陳明吉與指導的碩士陳哲維，還有地政學系副教授朱芳妮把行為經濟學裡著名的「助推理論」（Nudge Theory）搬進租屋補貼的真實情境，實際測試政府「怎麼說」，是否真的會影響「你要不要申請」。

什麼是「助推」？

「助推」一詞來自201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理查・塞勒（Richard Thaler）與法學家凱斯・桑思坦（Cass Sunstein）2008年合著的《推力》（Nudge）一書。兩人主張，人的決策很少完全理性，反而經常受到資訊呈現方式、預設選項，甚至一句話的措辭所左右。因此，政府或機構可以重新設計「選擇架構」——例如資訊怎麼排列、預設值怎麼設定——在不禁止任何選項、也不改變實質經濟誘因的前提下，引導人們做出對自己更有利的決定。這種立場被稱為「自由家長主義」：保留選擇自由，但由制度設計者負起讓「好選擇」更容易被做出的責任。

從倫敦到全世界：政府「助推」政策地圖

自從英國政府在2010年成立全世界第一個政府「助推小組」——正式名稱是行為洞察團隊（Behavioural Insights Team，簡稱BIT，外界暱稱它「輕推小組」Nudge Unit）——以來，助推理論已經從學術概念，變成許多國家政府的常備政策工具。

英國的BIT最經典的案例，是在催繳欠稅的信件裡加了一句話：「英國十分之九的人已經準時繳稅，你目前屬於還沒繳的極少數人」。單單這句訴諸社會規範的話，就在短短23天的實驗期間，多追回了數百萬英鎊的欠稅，成本幾乎等於零。BIT後來獨立為社會企業，業務擴展到世界各地，累計執行超過1,800個專案。

美國緊跟在後：2009年歐巴馬政府延攬《推力》共同作者桑思坦，出任白宮資訊與法規事務辦公室主任；2014年白宮進一步成立「社會與行為科學團隊」（SBST），把行為洞察應用在報稅、退伍軍人再就業、氣候相關福利申請等政策上。

世界銀行一份針對全球助推實務的報告，點名十個在行為科學應用上的領先國家：澳洲、加拿大、丹麥、法國、德國、荷蘭、祕魯、新加坡、英國與美國。其中新加坡起步其實比英國更早——早在1960年代，新加坡政府就在「清潔運動」「兩個孩子恰恰好」等國家宣導中，運用社會壓力與從眾心理改變民眾行為，只是當時還沒有「助推」這個學術名稱。這套源自英國的做法後來也透過世界銀行擴散到開發中國家，例如瓜地馬拉稅務機關就曾與世界銀行、BIT合作，直接把「多數人已準時繳稅」的信件話術複製到當地稅收情境中測試成效。

放眼全球，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估計，目前已有超過200個政府機構把助推手法正式納入政策制定流程；世界銀行、聯合國相關機構與歐盟，也都設有自己的行為洞察團隊。在亞洲，日本從中央的財務省、環境省，到橫濱市政府都設有專責團隊，把助推理論大量運用在公共衛生政策，例如提升健檢與疫苗接種率。

台灣其實也不是局外人：衛福部國民健康署早在2018年就試辦過「全國保健Nudge」計畫，嘗試用行為科學提升健康檢查的參與率，智庫與學者也陸續在政策圈倡議助推概念。不過，台灣至今仍沒有一個像英國BIT那樣常設、跨部會的中央級「助推專責機構」——這也讓像這篇論文一樣、把助推理論實際套用在台灣本土政策情境（而不只是引用國外案例）的研究，格外值得參考。

研究怎麼做的

這篇論文選擇的實驗場域，正是「300億元中央擴大租金補貼」。研究者設計了兩種不同的助推情境，發放給雙北地區有租屋經驗、或未來半年內打算在雙北租屋的民眾填答：

第一組是「資訊揭露」實驗——一半受訪者只看到基本補貼資訊，另一半則額外看到更完整的說明，包括申請不需房東同意、房東不得藉此調漲租金或刁難、若被迫解約違約金上限為一個月租金等具體權利保障內容。第二組是「說服框架」實驗——同樣的補貼內容，一半以「利得」方式呈現（申請後你能多拿多少錢），另一半以「損失」方式呈現（不申請你會少拿多少錢），這是行為經濟學裡經典的「損失規避」設計。

兩組實驗總共回收1,230份有效問卷，研究者透過結構方程模型（SEM，一種能同時檢驗多條心理路徑的統計方法），檢驗這些不同的「說法」，是否會透過「權利知覺」「制度信任」「效益認知」等心理中介變項，進一步影響受訪者的申請意願。

發現了什麼

結果和不少經典助推案例的直覺不太一樣。充分揭露資訊並沒有「直接」讓申請意願上升——單純看到更多文字，人不會立刻被說服。但把心理機制拆開來看才發現關鍵：完整資訊會先提升租客對「自己有哪些權利」的認知，而權利知覺越高的人，申請意願也越高。換句話說，資訊揭露是透過「先讓你懂自己的權利」這條路徑，間接推動了申請行為。

至於「說服框架」實驗，結果更明確：不管用「利得」還是「損失」描述同一筆補貼，對申請意願、甚至受訪者感受到的效益，都沒有顯著差異。此外，這些效果在不同群體間也不一樣：所得較低的族群，申請意願更容易受「權利知覺」牽動；所得較高、或曾經申請過補貼（甚至曾被拒絕）的族群，則更看重「制度信任」；通勤時間長短則沒有明顯影響。

對政策的啟示

這篇研究雖然只鎖定雙北一項政策，得出的幾個啟示，卻值得台灣、甚至其他國家的政策制定者參考。

洞察一：說清楚「你有什麼權利」，比心理話術更有用。 不少知名的助推案例——像英國那封追稅信——靠的是一句巧妙措辭就扭轉行為。但這篇研究顯示，遇到攸關財務、又涉及第三方（房東）的高風險決策時，民眾要的不是被「說服」，而是被「告知」：我到底有沒有資格？我的權利受不受保障？申請後房東會不會為難我？把這些疑慮講清楚、講完整，才是真正有效的推力。這也呼應了美國密西根州等地針對社福申請助推實驗的發現：降低申請者對制度的疑慮與行政負擔，往往比心理誘因更關鍵。

洞察二：不是資訊「越多」越好，是「對的資訊」。 研究中真正發揮作用的，不是資訊份量，而是幾項具體的權利保障說明：申請不需房東同意、房東不得藉此調漲租金、違約金設有上限。這提醒政策溝通者，與其把公告塞滿制度細節，不如優先講清楚「民眾最擔心的痛點」——對租屋補貼而言，那正是「會不會被房東報復」。

洞察三：不同族群，需要不同的推力。 所得較低的族群更吃「權利知覺」這一套；所得較高、或曾經申請過（甚至碰壁過）的族群，則更看重「制度信任」。這意味著同一份文宣未必打得動所有人——面對經濟壓力較大的申請者，文宣應優先強化「你有權利拿這筆錢」；面對對制度存疑、或曾申請受挫的族群，溝通重點則該放在政策的穩定性、執行的公平性，以及政府說到做到的紀錄。

洞察四：助推是「低成本」的政策工具，特別適合台灣現況。 助推理論最大的吸引力，在於它幾乎不需要額外預算——不必加碼補助金額，只要重新設計申請頁面、公告文宣或通知信件的措辭與資訊架構，就可能提升政策效果。對於已經投入300億元的租金補貼專案，甚至未來其他社福、育兒或長照相關的申請制福利，這類近乎零成本的溝通優化，都是划算的加分工具。考慮到台灣至今仍缺乏常設的中央助推專責機構，這類本土實證研究，正好補上了「國外案例搬到台灣到底適不適用」的空白。

當然，這篇研究也有其侷限：樣本集中在雙北地區，測量的是受訪者「填問卷當下」的申請意願，而非實際申請行為。未來若能搭配政府實際的申請數據，或在真實情境中進行實地實驗（field experiment），將能更精確驗證這些推力，究竟能不能真正轉化成申請人數的成長。

結語

從英國國稅局的一句提醒，到雙北租屋族的申請意願，助推理論告訴我們一件事：政策的成敗，有時候不在「給了多少」，而在「怎麼說」。當政府願意花心思把資訊講清楚、把權利講明白，民眾才更可能真正接住那雙原本就伸出來的手。

 

本文由陳明吉改寫自：Ming-Chi Chen, Fang-Ni Chu, Chen Che-Wei (2026)，An Experimental Study of Behavioral Nudges on Bilateral Intentions for Rental Subsidies - The Role of Information Framing and Mediating Psychological Mechanisms, 32nd ERES Annual Conference, Vienna, 07/02/2026

本文寫作過程中使用 Claude Sonnet 5協助資料蒐集整理與初稿撰寫，內容經作者修改、確認後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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